春节将至年味浓，置办年货过大年。

  置身我市某大型商超，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年67岁的市民张先生不禁感慨万千，思绪不由地回到了那个物资匮乏的“票时代”。

  “对于亲历者，‘票时代’是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对于听闻着，‘票时代’既是耸人听闻的‘传说’，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力的注脚。”张先生如是说。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生长在农村的张先生虽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也历经坎坷、饱受苦难。虽是误了流年、负了芳华，但正如张先生新作《倏忽已是四十年》中所言：“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转折，必然带动个人的命运转折。”

  命运的转折从吃饭开始。张先生说，农民靠着家庭人口和“公分”分粮食。市民怎么分？据记者在市档案局查阅的1955年《李封镇各街发放粮食登记表》显示，当时该镇将辖区内的工人分为特重体力、重体力、轻体力三类，每一类别又分为一、二、三等，按照不同类别、等次分配粮食；其余诸如大中学生、机关干部及学校教职员工、儿童也有不同的标准，其中大中学生中的男、女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所分配的粮食数量也不尽相同。人们按照指标定量，拿着粮票或粮本到指定的粮店才能换取粮食，到国营食堂里吃饭也得拿粮票加上现金才行。

  农民在家分粮吃，没有粮票，进城后怎么办？张先生说，当时他到博爱县出差，生产队一天给他补助四两粮票和5角钱。饭点儿到清化饭店吃饭，馒头二两粮票5分钱一个，素面是二两粮票8分钱一碗，肉丝面是二两粮票0.12元钱一碗。若是因私进城没有粮票怎么办？那就只能自带干粮了。钱在当时不是万能的，你再怎么有钱，没有粮票也是买不到东西的。

  这就是计划经济强有力的调配作用，调拨多少粮食，发放多少粮票，都是有计划的。你不拿粮票基本买不到东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拿粮票也买不到东西。

  1979年1月，张先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换粮票。因为张先生自觉饭量大，每月14公斤的配给肯定不够吃。张先生骑自行车带了60多公斤粮食找到一家公社粮站的站长，才换了50公斤左右的粮票。

  “国营甜食店”是上了年纪的焦作人难以忘却的记忆。1984年，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张先生被抽调到市里工作，工作地点在老市委，与甜食店一路之隔，不免常去就餐。“一根油条二两粮票8分钱，我吃两根1角6分钱，一碗豆浆6分钱。”

  命运的转折从穿衣开始。上世纪60年代，农民因为种有一些棉花，所以每人每年的布票发得少一些，大概是2.31米，市民则稍多一些。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棉花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工工业的起步，人们穿上了进口的“的确良”，布票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命运的转折从副食品供应开始。虽说副食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但能不能享受粮油副食品的平价供应，是当时城乡差别的“鸿沟”。1986年，张先生从农村户口到集体户口，再到最终有了独立的户口，也就有了个人的购粮本和副食品供应券。

  当时的供应券是一大张分为若干小张。菜市场经常贴出告示，告知本月凭几号券买什么东西、能买多少，如肉、油、豆腐、白糖、花生，都是定时定量凭票供应。当时《焦作日报》为突出服务读者的职能，开办《星期刊》，每周都要报道这些内容，成为当时市民必读的报纸刊物之一。

  “我的记忆或许有偏差，对‘凭票购物’时代的表述也许不够准确。”张先生说。

  但不容置疑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类农副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供应充盈，国民的购买力显著增强，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并不断完善。

  1987年开始，商业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国营、集体、个人等经济成分的共同参与，促成了强有力的商品供应网络。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市的非公经济日益壮大，相继建成友谊商场、东方商厦、贸易大厦、新亚商厦、中孚商场、锦云商场、山阳商城等11个商品市场，改扩建了百货大楼、焦作商厦、振华商场。

  1993年，焦政文1993年60号《关于印发〈焦作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以粮票为代表的各种票证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截至2000年，我市有法人商业企业单位984个，经营网点遍布城乡，供应品种齐全，经营方式灵活，城乡群众购物便捷程度显著提高。

  如今，百货大楼繁华依旧，王府井百货强势入驻，万达广场开业之际万人拥入。无论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应有尽有。

  不仅如此，不断成熟的电商平台，给人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消费体验，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所需的一切。

  从凭票购物到现金支付，从手机支付再到刷脸支付，改革开放40年，消费方式的巨变，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人们从饥肠辘辘寻求最基本生活物资，到扬眉吐气消费购物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