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达

  小说的线索是写了跨越70年的两次寻找——“姥爷”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各自都曾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及其奸夫以报仇，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但那只是一种“假找”，后来发现，他们真正要找的，是一句贴心窝子的话。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

  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但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何其亲昵！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刘震云常常能描画出别人无法表现的人生的无言或无名的情景。

  尽管小说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40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独特发现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总是很难归纳和命名的。本书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至不惜人为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一部小说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对谁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扇了个嘴巴，落下泪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与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纠缠，而且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做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所谓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

  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语句简洁、洗练，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

  这是一部当代奇书，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

  （《一句顶一万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震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