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杭州城郊村庄原本过着平静朴素生活的村民，因拆迁补偿一夜骤富。几年后，这些村民中的不少人却因游手好闲，无度挥霍，出现返贫现象。而不少拆迁村甚至出现了离婚率攀升、财产纠纷、斗富比奢、赌博、吸毒等社会问题，使人不禁反思，“暴富”给农民带来的究竟是福，还是祸？（据7月16日《人民日报》）

  财富，是福还是祸？这似乎是个伪命题。然而，“暴富”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却足够令人咀嚼。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发生在杭州村民身边的悲喜剧告诫我们，钱来得太容易，往往会使人迷失心智。农民也好，“富二代”也罢，正如赵本山在小品《心病》中演绎的那一幕，当天上掉下馅饼时，“你也是太脆弱了”。

  其实，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杭州城郊村庄由富返贫类似现象由来已久。多年来，主角在变，而剧情不变：农民因拆迁一夜暴富的“神话”在全国各大城市竞相上演。在深圳市大冲村改造工程中，大批村民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后无所事事；北京市大望京村城市化进程中，返贫农民开着宝马拉黑活的现象成为“城市一景”；今年4月《黑龙江晨报》报道，哈尔滨部分被征地农民暴富后豪赌返贫。对于这类现象，早在2011年，《武汉晚报》便报道了武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政府的呼吁——“新科”富翁们更需要就业，并援引相关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在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鼓励办法及政策等。

  令人遗憾的是，地方媒体的报道并未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而“杭州事件”见诸报端，更在于在杭州城郊土生土长的大学生到编辑部的“报料”。几天前，《人民日报》报道后，事闹大了，自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向政府传达了更为清晰的声音——金钱之外，“暴富”农民更需要精神救赎。

  富了口袋，穷了脑袋。财富的积累本该与劳动付出成正比，当两者间处于失衡状态，难免造成农民心灵的创伤。客观而言，要克服面子、炫富、从众等国民劣根性心理顽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的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沉睡在个体潜意识中的心理原型得以完全释放。这就像鲁迅笔下“得了势的阿Q”一样，终需扬眉吐气一番。而要沉淀出与财富相匹配的生活观念，亟待农民对财富、人生、社会等价值观的重建，且阵痛难免。

  有人说，农民对征地补偿款的支配拥有绝对权利，他人乃至政府无权干涉，更不能以为失地农民管理和使用征地补偿款越俎代庖。然而，返贫现象绝不是孤立的个体遭遇，而是社会问题，处置不当，对社会全局的稳定将后患无穷。制度保障安民心，“杭州事件”给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执政要求，各级职能部门急需因地制宜，将征地工作做深、做细，充分做好就业、社保、教育、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拆迁人口管理制度化建设，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把这个系统工作一股脑推给政府并不现实，“暴富”农民的精神救赎，还需要民众对这类特殊人群的理解、宽容和媒体的心理疏导和观念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