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诗经》中的诗，最早成于殷商，大多数产生于春秋，是北中国的诗歌。由北方各国的贵族採集记录，经过孔子编辑，而成为“诗三百”（计305篇）。《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种。其中北方贵族宴会时的乐章与祭告神明的祝词为《雅》、《颂》，北方各国流传的民歌为《风》（计15国风）。第二部诗歌总集是《楚辞》，产生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南中国的诗歌。代表作是《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经》的内容现实、朴质，比兴情趣、恰适，句子整齐，多为四言诗。《楚辞》的内容，多富于神话色彩，辞藻美丽，句子抑扬顿挫，不像《诗经》那样整齐。二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双壁。

  大致说来，先秦是《诗经》的时代，以四言诗为主。到了两汉，四言诗渐次式微，五言诗逐步形成。两汉时的民歌，虽句子长短参差，仍以五言一句最为普遍，经过政府中人的收集，是为乐府诗。这是后来五言诗的先驱。到了汉魏之间，文人学士都以这些民歌体发表自己的作品，五言诗大放光彩，占领了整个诗坛。最早的五言诗，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大致成诗于建安（汉献帝年号）时代。《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它们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所感的诗，反复低回，抑扬不尽。南朝文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说，《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为一字千金，信非故誉。曹氏父子，也坛五言诗。操诗壮烈，子桓（曹丕）婉约多姿，子建（曹植）更开拓了五言诗的境界，为两晋南北朝诗人开启了先路。

  魏晋之间的诗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然为人称道的，当属嵇康、阮籍二人。嵇康与曹操一样，四言、五言皆擅长。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都是五言诗。因“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咏怀，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他借五言短章，讴歌他胸中的难言之恫，实足媲美于《古诗十九首》。西晋诗人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为五言诗的名篇佳品。东晋诗人以郭璞、陶潜为翘楚。郭璞的游仙诗在作风上独辟诗径，陶渊明的田园诗冲淡隽远、质朴天然，对诗之后人影响深远。

  但是，我国的古诗，直到两晋，在押韵上仍因循口语，不讲求平仄，仅仅因了音节的关系，在无意中趋向于平仄所赋予的音韵美。南北朝佛教的东进，梵文的翻译，平、上、去、入四声，渐渐引起了注意。于是，诗不讲求格律的现状被打破了，这是“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分水岭。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沈约对诗之“四声八病”的提出与倡导。所谓四声，就是平、上、去、入；所谓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有了这些讲究之后，“古体诗”的自由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加之魏晋以来骈体文的盛行，骈偶属对也渐渐出现在诗中。后来的所谓律诗、律绝，潜移默化里始具雏形。代表人物是宋、齐、梁、陈的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庾信（513－581）、徐陵(507~583)等。他们的诗（梁简文帝萧纲的《梅花赋》，庾信的《哀江南赋》、《枯树赋》，徐陵编的《玉台新咏》），开始刻意于格律之外，也注意于文辞的绮丽与华彩。这是中国古诗偏于形式、注重一己内心的颓靡时代，也是中国古诗柔致与纤丽中和着私情与眼泪最多、也最动人的时期。

  有唐一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各种诗体日臻完备，五言诗独步的天下，渐渐平分于七言诗的律、绝，在题材上打破了梁、陈的狭隘。以初唐四杰，特别是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复古派，虽然竭力于排斥齐梁守格律、兢绮丽的风气，鼓吹汉魏的雄风，然而却未能完全阻挡近体诗的发展。一直到武周时期的沈佺期、宋之问，近体的律诗渐次形成。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盛唐、中唐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生在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等，他们都超越了各自所处的时代，成为全人类传唱与研究的榜样。李白擅长写绝诗，尤其是七绝。他的诗浪漫飘逸，自然天成，正如他的徽号“诗仙”。杜甫擅长写律诗，特别是七律。他的诗悲悯沉郁，以仁者之心书写乱世的残酷现实，铸就他“诗圣”的地位；同时，也是杜甫把律诗的格律，推向精致与完美，而成为集大成者。而后的白居易，钟情于乐府，于文词平浅通俗中叙事抒情，寓人生精妙与深刻的道理于妇孺皆知。有“元白”之称的元稹，以及刘禹锡等，皆为以浅白之言寄语深刻与精妙的高手。晚唐诗人需要提起的，是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三人。李商隐、杜牧被誉为“小李杜”，李商隐与温庭筠又被誉为“温李”。杜牧善作七绝，诗情豪迈，而敏感、香艳处，亦令人心灵颤栗。李商隐是学杜甫诗的古今一人，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中，不仅使诗中格律工整，同时文采灵动，委婉曲折。他尤擅长无题诗，虽意蕴晦涩，然绵眇幽美。有时让人不甚明了之中欲醉欲梦，令人朦胧隐约之中，能够深深体悟到人生无常里的凄艳之美。温庭筠的诗香艳脂粉，格调逊于玉溪，然他擅长的长短句，为诗的黄金时代画上了句号，同时开启了词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