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书名：《教育论语》

  作者: 刘再复 / 刘剑梅

  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年10月

  几年前，我应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之邀，回国参加母校创立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又到汕头、泉州、成都、首尔诸地讲学，最后一站到了上海。刚踏上久别的上海，就见到特从福州前来约稿的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孙汉生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此次远道专程而来，就为了向您约定一部谈论教育的书稿。我愣了一下，便自然地提问：“我从事文学，你们怎么约我谈论教育？”他说，他读了我不少讲述教育的文章，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就可成书。这才让我意识到多年来自己有一种对教育的自然关怀，这是人文关怀的一部分。为此，也的确写下了不少文字。没想到的是这些并不系统的随感而发的文字竟让有识者所注目。也许因为被这种“注目”所感动，我就答应编著这部《教育论语》。也因为有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逼迫”与期待，就趁去年春节到马里兰探亲之时，和具有十三年美国教学经验的大女儿（剑梅）作了一番教育对话，并以此对话为主干而组织成一本文学之外的书籍。因是门外谈教育，也就难免会有许多疏漏，所以要特别敬请教育界的老师和朋友指教。

  参加母校校庆时，我作了几场讲演。在中文系作了“告慰老师”的发言，我说自己的第二人生已不再走向概念，而是走向生命。与此“大方向”相应，我在去年为两本新的书稿做自序，所用的题目也对自己的人生走向作了概括性的描述。一是为《刘再复文学选集》作的序，题为《从热爱文学到信仰文学》；二是为这两年的文章结集《随心集》作的序，题为《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前序的意思容易明了，无需解释。后序则须作几句说明：我以往的著述可以说是“作文”，既是“作”，总难免有刻意建构的痕迹。现在的“随心”讲述则是无腔无调、无相无姿的心灵诉说，是心中流出，不是笔端所“作”。这部《教育论语》也属这种性质，即并非刻意建构，而是随心而论，就像一部读书心得和上学笔记。但就主题而言，则又可以加上一个精神走向性的题目，这一题目便是《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极为丰富，从教育学上说，工具理性是指知识，指数据，指逻辑，指人之外的物理、业理、原理等等，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本身的真、善、美等主体价值。两种理性都重要，但价值理性应是第一位。如果说“智育”的重心是培育工具理性，那么，德育、美育、体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要义则应是培育价值理性。当下的地球正在向物质倾斜，向工具理性倾斜。这是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性“文化偏执”，与一百年前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所批评的偏向相似。这部《教育论语》虽是“论述”但并非空谈，便是它带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所强调的是价值理性的教育，也就是全面优秀人性的塑造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不过，强调之下，也不忽视工具理性的培育，即不忽视系统知识的“灌输”、认知能力的生长与专业技能的训练。逻辑、程序、判断、专业技能等均属工具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历史功绩是它发现中国逻辑文化即工具理性的阙如，所以，才有“科学”的呼唤，才有80多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这全然没有错。但在电脑程序和经济数字统治一切的当今时代里，我们则不能不与时代潮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把教育的重心拉回到价值理性的关注上。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宗教。从宽松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儒与道，乃是半宗教半哲学。在中国的大文化系统里，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始终不在场。虽然上帝缺席，但中国人不能没有信仰和敬畏，所以近代的贤者们才想出“以道德代宗教”或“以美育代宗教”等命题，其指归也正是要以价值理性来代替宗教理性。我的《教育论语》其主题与近代先贤们的大思路相通，关切的也是价值理性的培养。

  （本文系作者序，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