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河北省三河市。我母亲于1991年5月与世长辞，终年69岁，母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近来，我总想起母亲，梦见母亲。有时梦做得很长，不时喊叫出：“妈妈！”。年近七旬的我，深知未来的时间不多了，萦怀在我心头对母亲的愧疚始终无法了却，想提起笔写篇文章，向母亲倾诉我对她的思念和愧疚，并带着对母亲的敬意，诉说给母亲听。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会得到安慰，会原谅我的。

  母亲1941年嫁给我父亲。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年底，迎着凛冽的西北风我呱呱坠地了。那时，我的家土坯房、土炕、土院子，要吃没吃的、要穿没穿的。枯瘦如柴的母亲生下嗷嗷待哺的我时一筹莫展，紧蹙眉头地对婆婆说：“妈，我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吃的，看来这孩子养不活了，不行用小被子裹好，把他放到后边沟旁，如遇到好心人会把他抱走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婆婆的坚决反对：“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第一胎就是个大孙子，杜家的香火可以延续了，想办法也得把他养活呀，你背着他到街坊四邻给他找点奶吃。”从此，母亲背着我，走东家、串西家，拐着两只小脚，不管是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还是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夏天，母亲从没间断过。只要我一哭，母亲背起我就走，去给我找奶吃。所以我才没饿死，坚强地活下来了。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母亲流了多少眼泪，和别人说了多少好话，有多少个夜晚彻夜不眠？那时我不知道，长大了听别人说我才知道了。有人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母亲把我背活的。熟知这些事后，我颤着声对母亲说：“妈，我对不起您，让您受累了，长大后我会孝顺您的。”

  母亲没念过书，可她承袭了中国传统美德：勤俭爱劳、忍辱负重。我父亲长年在外，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交通员工作，顾不了家，家里的重担落在了孱弱的母亲肩上。家里的生产、生活、家务全靠她一个人。那时，母亲又为我添了两个弟弟，父亲转到农村信用社工作，收入微薄，家里6口人的生活主要靠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勉强维持。母亲每天到生产队都拣最重、最累、工分多的活干，好多挣点工分。可是每年年底会计一算账，我们家都要往生产队缴120元钱。我父亲挣那点钱，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只好去年欠生产队的口粮钱今年给，今年欠的再拖着。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晚上，母亲还要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纺纱织布，做针线活。我和弟弟们没穿过买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我们穿脏了的衣服，她都及时洗干净，把穿烂了的衣服缝补好。她常柔声细语地对我们说：“咱家没钱，干干净净穿上就行了，在穿戴上不要和别人比，要和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妈妈的话像一股股暖流流进我们心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妈，放心吧，我们记住了。”

  拮据的家庭生活打造了她坚韧的性格。1963年，母亲又为我们添了个妹妹，我们家里的生活如同雪上加霜。妈妈常说：“你们还在上学，身体不能受屈，你们得吃饱了，我好歹对付对付就行。”尽管我们喝的是稀粥，但她看我们喝饱了，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是我上中学时，妈妈对我的精心呵护。那时，我国正遭遇自然灾害。我们住校学生一天标准四两粮食，就这可怜的四两粮食还要经过粮站、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三关，过了这三关，到我们学生嘴里已所剩无几。母亲心疼我这个面黄肌瘦的儿子，每顿饭都从自己嘴里省下一点吃的，每星期日回家做好两个玉米面饼，让我返校时带上。由于母亲对我的呵护，入校时全班46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24名，我坚持了下来，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

  这一年年底，我参了军，戎马生涯17年，提了干。我爱人随了军，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缺吃少穿，后来不愁吃、不愁穿。1980年，我从部队转业到焦作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1年5月的一天，我弟弟打来电话：“哥，咱妈走了，你赶紧回来吧。”噩耗传来，我的心痛得如刀绞，泪流满面。放下电话，我匆匆找领导请假，回到家母亲已经火化。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母亲那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您怎么没等我回来再走，让我再看您一眼、见上最后一面呢？”我瘫坐在了地上。弟弟把我扶到了沙发上，心情稍稍平静后，我问弟弟：“咱妈得的什么病？”弟弟说：“过去电话告诉过你，咱妈得了哮喘病，一直咳嗽不止，前几天我发现还吐血了，多次住医院，也不见效，最后一口气没上来，走了。”说完，弟弟也哭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我是母亲养大的，是母亲把我背活的。长大后，我没能很好地孝顺母亲，没和母亲坐下来说过心里话，没给过母亲零花钱。惭愧，我感到万分惭愧，我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尊敬的、常常思念的母亲，今天我面向东北方，跪地高喊：“妈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好好孝顺您，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