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各种新思潮都涌了进来，如饥似渴的中国人，犹如一只只蜜蜂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花园，一头扎进去，吮吸着知识的花蜜。那是一个全民读书的年代，也是一个全民表达的年代。而诗歌就是文学青年最好的表达方式了。因为诗歌是最直接、最活跃、最纯粹、最激情的一种文学载体，所以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是从诗歌开始文学创作的。

  诗社与诗社活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的诗歌浪潮风起云涌，诗社组织遍地开花，锦旗招展。焦作的诗歌爱好者很多，顺应潮流，也成立了许多诗社。七月诗社成立于1985年7月，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大的民间社团组织。当时的焦作日报社副刊部主任刘金忠老师，组织了多次诗歌改稿会，还邀请《诗刊》社编辑老师来焦作组织了全国诗歌改稿会，还多次在《焦作日报》上刊登诗歌专版等活动，推出了许多焦作的诗人。七月诗社渐渐地有了名气，声势就壮大起来。参加的人很多，又接连成立了焦南分社、焦北分社、中站分社、马村分社等，总社有大型活动，各分社经常开展小型活动。那时候的年轻人热情非常高涨，有时候周末或者下班后，几个诗友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到很远的地方去参加其他分社的活动。活动结束后，要么就披星戴月骑车回来，要么就住在诗友的宿舍里，几个人诗性盎然、不觉东方既白。

  诗社与诗友

  因为参加诗社活动，所以就认识了许多诗友。

  当年有个诗友从农村出来，在和平街摆摊卖布，卖布的摊位首尾相连，搭成一道花花绿绿的布墙，好看极了。每当我写了新诗，就骑着自行车去找他看稿，请他指点。我一去，他就拜托邻居摊位的老板帮他照看摊子，说完就钻到布墙的后面去看诗、讨论诗。有顾客走到他的摊位前询价，邻居喊一声，他再从后面钻出来做生意。顾客走后，他再钻进去继续探讨诗歌，后来这位勤勉的卖布诗友成为一个银行的负责人。

  还有一个女诗友，在自修大学的课堂上，不听主课，拿一本诗集看。下课后，我们顺路回家，在路上我讲了当代诗歌的流派和几个名家，突发奇想地邀请她参加第二天由报社组织的沁阳“神仙洞笔会”（1991年9月14日）。想不到第二天她真的去了，我却因为上夜班迟到了。年轻的她竟然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坐车去了沁阳，还去了神农山。我则自己坐车直接到沁阳，找到了预定的宾馆，一个人躺在房间里补觉。到晚上她和诗友们一起兴奋地回来了。自然，她就和诗友们熟络起来，至此之后，这位女诗友踏进了文学圈。后来，她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成了一名作家，成了焦作日报社的一名副刊编辑。现在，她已经远嫁他乡，依然在文学的花园中徜徉。

  还有个诗友，放弃了高薪舒适的电厂工作，先是到南方闯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几个大城市都置有房产，也娶了娇妻，生活比较滋润。后来突然就厌倦了这种生活，独自跑到青藏高原上流浪，然后再写诗。其间，还做了一阵子流浪歌手。他现在仍然住在中国和尼泊尔、老挝三国交界的地方，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眠的日子。写写诗、唱唱歌，倒也其乐无穷。

  诗歌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写诗的人应该是简简单单的人，因为内心如此，所以他的世界也是单纯的。对于诗人本身来说，也许是好事。但是当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就可能会有点勉为其难了。梁实秋说过：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这也多少反映了诗歌和诗人在当下的一个尴尬境地。

  随着年龄增长，散文从门口进来，诗歌从窗口出去了。这是写诗人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不再写诗了，但是报刊上诗友们的诗歌还是要看的。有时读他们的诗歌，甚至还能在耳畔响起他们的乡音。就是见到当年的诗友，也是分外亲切。诗友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关系，有的只是一种很纯很纯的情感存在。

  目前，我在一家单位从事着单位宣传报道工作。我想，这也算是诗歌对我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