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梦见了那间小屋。
梦里,我不停地在那间小屋里打扫卫生,修理破门烂窗,整理床铺衣物,但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光彩。
那间小屋,是我在修武县委工作时的一间职工宿舍,面积十七八平方米,是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那种起脊砖木结构房。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在县委通讯组用木柜隔起来的一个旮旯里,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被子,洗漱用品则全部放在床下的搪瓷脸盆里。大概是1990年春天,县委对家不在县城居住的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统计,之后按照两个人一间宿舍的规定,调整了宿舍用房,我有幸与县政研室一位姓林的同志分到同一间宿舍,告别了把办公室当寝室的日子。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婚了。妻子是外地人,而我家又在农村,所以在县城尽快找一间房子,安个家,就成了我最大的也是最迫切的心愿。
当我无意中跟那位姓林的老兄聊起我的想法时,他非常爽快地说:“你爱人来回一趟不容易,再往老家跑就更麻烦了,我把宿舍腾给你一个人,我再去想别的办法,你就把这里临时当个家吧。”就这样,林兄从那间宿舍搬了出来,我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我感到无比高兴,对林兄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把妻子领到那间宿舍门前,指着那扇暗红色的木头门,告诉她“这就是我的宿舍,咱们的家”时,妻子眼里闪烁着一种快乐的光芒。
要把一间宿舍变成一个家,让它充满家的味道和温馨,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房子建的时间已近二十年,门窗在风吹雨淋下已严重变形甚至腐朽断裂,摇摇晃晃的,根本无法正常开关;还有,屋内的墙皮,由于受潮几乎脱落殆尽,即使没有脱落的地方,用手一敲,里边咚咚响,也是离皮的、空的。
尽管宿舍千疮百孔,但是有了共同建设一个小家、一个新家的美好的愿望支撑着,我跟妻子还是非常乐观、充满激情地谋划着,这里如何整修,那里怎样摆布。我们觉得,那是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为我们所用,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驱寒添暖的家。
就在那天下午,经过一番认真打扫和清洗,妻子用一条大床单首先在屋内扯起了一道“区域分割帘”,一下子就把家的那种感觉浓浓地倾注进了这间小屋,使这里溢满了爱的柔情蜜意,使我在一刹那间寻找到了那个真正属于我的爱的港湾。
既然是个家,就得有家的样子。在亲友的帮助下,我们用机动三轮车来回跑了几趟,才把妻子的部分嫁妆和一些生活用具运到了县城,精心摆放到了那间小屋里。从那天起,那间小屋开始拥挤起来、热闹起来。
房间坐北向南,一进门左手位是个陶土烧制的小煤球炉,西边紧挨着一张条形小木桌,上面靠东边放着一个液化气灶,靠西放着小案板和锅碗瓢盆。靠着西墙,在床与小木桌之间,放着一对单人直靠背沙发,中间卡着一个小茶几。一张不是太大的双人木头床,放在屋子西北角,占去了屋内五分之一的面积。在北墙的窗户下,挨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的东边,靠东墙放着一套高低组合柜,柜里塞满了衣服和床上用品,柜上放着一个大木箱子和大皮箱。组合柜南边,面向门口放着一个带有玻璃镜的大柜。大柜南边,靠东墙面对沙发放着一张木桌,上面放着电视机。桌子南边至可以开门的极限处,放着一台“新飞”牌冰箱。这就是我们那个厨房带卧室、客厅兼餐厅、塞得满满当当的小天地,我的家。妻子环视着屋里紧紧巴巴的布局,开玩笑说:“在我们家想跌翻都难。”我则发自肺腑地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我之所以能特别清楚地记得屋内的布局和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是因为我太在乎、太热爱我们这个家了,我们在那里开启了在县城有家的日子,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在那里寻找并享受到了甜美的生活。
后来,儿子出生了,为这个小小的家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幸福。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从老家来到县城,投入这个小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
父母的到来,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没有更多的钱租房的情况下,我只好私下与机关从事后勤工作的一位老职工商量,把一间紧挨厕所的杂物间腾出并打扫了半天,硬是在原来乱得都无法下脚的屋里挤出了一张床的位置,把父母的住宿问题解决了。当时,尽管我也向父母流露出让他们住杂物间的尴尬和愧疚,但父母一次又一次用真实的笑容宽慰了我的心。他们跟我说,能住在县委大院,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福气。
县委大院的排房,每排之间有近20米的距离,地面尚未硬化,全是土地。父母在这里住久了,看到房前屋后疯长的杂草,就动了种菜的念头。终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时,就看到母亲正在门前翻整出的一小片空地里忙乎着。我问母亲干什么,她笑盈盈地说:“这地荒着太可惜了,种点黄瓜、豆角、西红柿,就够咱们一家吃的了,省得掏钱去街上买,贵巴巴的。”我没有阻止母亲,尽管我知道在县委大院种菜这种做法不妥。好在这里是宿舍区,距领导办公的地方较远。
就这样,我家门前的那片小菜地,成了父母带孩子之余的精神寄托。浇水、施肥、绑秧,那里俨然成了老家自留地里的菜园,既承载着父母对于收获的希望,更饱含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当那生机盎然的菜园先后结出黄瓜、豆角、西红柿时,眼前的丰收景象,使我恍若置身于一望无际的蔬菜基地,满心窝都是浓浓的生活气息。
在那间小屋里,我曾无数次半夜起床,为嗷嗷待哺的儿子冲奶粉,在他吃饱喝足后又抱着他左摇右晃,轻轻哼唱,哄他入睡。
在那间小屋里,我曾装上了家用第一部电话,然后把经常联络的号码写到一张纸上,贴到大柜侧面,给亲朋好友送去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也就是在那间小屋里,我曾看到妻子把第一天送去幼儿园的儿子搂在怀里,问他淘气了没有,哭了没有,想不想妈妈。
还是在那间小屋里,我曾无数次挑灯夜战,写出了数以百计的新闻作品,然后又将一本本红色的获奖证书捧回家里,丰富着家的色彩,书写着家的荣誉。
那时的日子,紧巴但快乐,简单但充实,朴素但幸福。
1996年秋天,用妻子几年做生意的积蓄,再加上借来的钱,我们终于在县城购买了一个独家小院,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搬家时,一些下定决心要扔的东西,永远被落在了过往的岁月中,但更多的是那些对于这段时光的美好记忆,也被永久地蜡封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如今,离开那间小屋已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我曾无数次被歌曲《我想有个家》深深打动过,也曾无数次梦见过那间小屋,梦到我在那里生活的情景。有时,我甚至做梦都还兴高采烈地在那间小屋生活着,里面依然放着那张我曾经躺过的床,上面放着我的衣服和被子,还有一摞一摞的书,只是门窗更破旧了,我在手忙脚乱地维修着,擦拭着,心中填满了无限的眷恋和惆怅。还有时,当我从这样的梦境中醒来,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还真的躺在那间小屋的床上,做着年轻时彩色的梦。
我也曾无数次告诉妻子:“我梦见了那间小屋。”妻子说:“这说明你老了,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在怀旧。”我矢口否认,激烈争辩说:“这是一种情结,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渴望拥有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的人的共同的情结,只不过,这种情结在我的生命中太浓烈、太根深蒂固罢了。”
家有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那间小屋,是我与妻子年轻时共同缔造的,那里留下了我们艰难创业时太多的欢笑和泪水,留下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多的故事和回忆,我怎么可能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呢?